一位隐者的必胜法理论|作家阎真:现在很多男性当权者腐败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家属

 2019-12-23 16:41:43  8 作者: 佚名

一位隐者的必胜法理论|作家阎真:现在很多男性当权者腐败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家属

一位隐者的必胜法理论,阎真,湖南长沙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因为女人》等,理论著作《百年文学与后现代主义》,还出版有《阎真文集》五卷。

他的作品《沧浪之水》出版后,曾一时“洛阳纸贵”。

有人说,这部作品深刻地写出了权力和金钱对精神价值的败坏,有一种道破天机的意味。在它面前,诸多同类题材的小说都会显得轻飘。

有人说,这是一部令人惊骇的小说。生活以无可抗拒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真实性逼迫着每一个人,我们在把自己交给生活时候,是否找到了一块坚实的立足之地?

他就是阎真,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给人的感觉,非常真诚、低调。

那么,从他的作品到本人,中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转换密码?我们慢慢来听听他会怎么说——

在“活着”之上,还应当坚守某种信念

阎真的代表作品有很多,《沧浪之水》是其中之一。

这部小说毫不留情面地揭穿了虚幻的真实,深刻地揭出了权力和金钱对精神价值的败坏:

主人公池大为,在前期所坚持的道德理想和价值基础,与父辈们的追求,与我们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刚健、仁爱、慎独、自强,却偏偏一无所有,郁郁不得志。最后,在物质环境的挤压和旁人的劝诱下,他忽然“大彻大悟”,抛弃了操守,逢迎拍马、出卖讨好,短短几年他几乎什么都得到了。

小说一经出版,一时洛阳纸贵。

丨 电视剧《岁月》改编自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

阎真曾说:

“十三年前,我发表了《沧浪之水》,写的是环境对人的强制性同化,人在现实面前,除了顺应,别无选择。但后来我想,如果每个人都顺应环境,那还有谁去坚守一点什么,去做一个好人、一个君子呢?所以我想用一部小说,来表达知识分子的精神坚守。”

所以他又写了另一本小说,《活着之上》。

这一次,主人公历史学博士聂志远,一直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找工作、发文章、评职称,处处艰难,婚姻生活也随之举步维艰,但是在迷惘和挣扎中,他依然坚守良知。虽然也曾对这个无奈的现实社会有所妥协,但仍然不失为一个君子,一个好人。

阎真认为,知识分子除了活着,还应当有“活着之上”的部分,还应当坚守某种信念。

一是责任,一是人格。

知识分子的价值视野应该比一般人更宽广一点,“也就是我经常所说的,应该具有一种家国情怀。”

《礼记·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因此,具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首先应该做好自己,这是一种责任感。而在我们传统文化之间,也有很多这种责任感的表达:

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古代的君子把道义当作自己的生存原则;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这个天下都当作自己的价值目标。

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坚持这样一种责任感。

丨《阎真文集》书影

除此之外,知识分子应该有更高的人格标准。

在人的一生中,应该有许多的底线。第一条,就是法律的底线。法律之下,是谁都不能够触碰的黑色地带。但是在法律之上,还有一个灰色地带,在这个灰色地带有很多事情做了、利益占了虽然并不会触犯到法律,但是不应该去做。“因为知识分子应该还有另一条底线,那就是高于法律的人格底线。”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法律之上,知识分子应该以一个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当然,这个标准非常高,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要求。

最好的时代,要追求精神性的东西

《双城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在阎真看来,对于一个时代的评价有很多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生存与发展的标准。“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保证了绝大数人的生存与发展。”

二十多年前曾在加拿大留学的阎真,对此有着颇为直观的感受。他说,当时中国和西方国家在社会经济上还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这些年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了。

所以从生活条件这一点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时代。

从精神层面来说,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的欲望、动力,尤其是追求个人财富和利益的动力,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得到进一步增强,而精神追求的动力,则有所下降。

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将有更多的条件和能力来追求精神性的东西。也就是说,以前人们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更不要说遵守道德礼节了。而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宽裕了,不再受困于温饱问题,就有条件维持自我的礼节、人格和良知。

“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我对这个社会充满了信心。”

在阎真的多部作品中,曾花了大量笔墨描写其中的女性角色,描述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与另一半的相处之道。

在和阎真探讨“女性在这个时代的家庭地位”这个问题的时候,阎真说,女性面临的情感挑战越来越强烈。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中国以来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德的压力相对于以前变小,破除了封建道德礼教的压制,是社会的进步。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任何的进步也是一个退步。

“由于道德压力的变小,人们的宽容度也就更大了,人们所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多。虽然男性同样会受到如此挑战,但是从客观上来说,女性的时间压力更大,所以面临的挑战更大。”

家风和家训,源于父母的严格教育

“家风和家训,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孔子学说深入到每一个家庭中间去,成为每一个家庭的伦理原则、道德原则,上千年至今依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且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形成了很多如《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等知名的家风家训。

而对于个人而言,阎真则认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孩子生下来并不具备任何道德原则,都是父母教的,所以家风家训首先是从父母来的。

阎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母都是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的教师,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至深,知书达理、谨小慎微。

因此,幼时淘气的阎真没少挨骂。小时候,他在单位的池塘里钓了一条鱼,因为怕被父母责骂,他就将鱼藏在了厨房里,后来被母亲发现,被狠狠地骂了一顿,并被责令将鱼还回去。

因为这件事情,阎真在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对钱财表现得特别的执着。“我不是说我一点都不追求,但是我不觉得这些东西是值得人花一辈子去追求的。”

1988年,阎真前往加拿大留学。三年时间,他当过厨师、清洁工、广告派送员、塑料厂工人,几经磨砺,在绿卡终于要唾手可得的时候,他却毅然决然放弃机会回到祖国。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或许,这正是阎真在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和知识分子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最真实的精神品质写照。

阎真还特别提到了现在的独生子女家庭。他认为,现在很多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对孩子有求必应、过于宠溺,容易让孩子产生骄纵心理,习惯性地以自我为中心,长大之后,也容易让身边的人“敬而远之”,实际上是害了孩子。

在阎真看来,在当今社会重提家风家训,是非常有必要的。

从家庭层面来说,良好的家风家训能够给孩子从小树立一个好的规范榜样。

而从社会层面来说,良好的家风家训则有助于培育廉洁风气。阎真认为,现在很多男性当权者的腐败动力,有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家庭,因为家庭内部的腐蚀,将他们推上了一条不归路。而好的家风家训,则有助于房微杜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关于此次“廉动全球—华人好家风”征文活动,阎真说:

“这个征文活动是个非常好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加,并在参加的过程种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良知水平。”

附部分访谈实录

在您的作品《活着之上》中,主人公聂致远的人生轨迹,与《沧浪之水》中池大为的人生轨迹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尽管有对现实的妥协,但他还是不失为一个君子,一个好人。对于这种转变,是您的观念更乐观了,还是知识分子坚守的环境确实比以前要好了?

这是我两部很重要的小说,表达的思想确实有很大的不同。第一部小说《沧浪之水》表达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步入社会之后,他可能不太适用这个社会实践,所以说他被逐渐的改造、改变,这是一个双向负面的改变。

《活着之上》我的想法有一点变化。我想探讨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知识分子,他到底是把一个天下国家当作一个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追求,还是把个人的生存当作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追求?他还有没有一种,可以说是坚守生活中的某些从传统文化之间君子应该坚守的这些生活原则、道德原则、人格原则。

我最后得出结论:至少《活着之上》的主人公,虽然也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在生活之间呢,至少坚守了一个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那种人格、道德的底线。当然这种坚守非常的不容易,他不是个圣人,坚守的只是个底线而已,但是在生活中能够坚守这样的底线,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如今这个大背景大环境下,知识分子如何坚守自己的价值和追求?

知识分子他和常人还是有一点不同。

第一点是责任。和常人相比,知识分子的价值视野应该更加豁达一点。也就是我平常所说的,要求知识分子所谓的家国情怀,家国情怀包含了很多的内容。首先你自己要做的比较好,自己做不好还谈什么家国情怀呢?这是一种责任感。

第二点是人格。知识分子应该有更高的人格标准。人生中有几条底线,第一条是法律的底线,至少你不应该违法。在这个法律和人格之间,还有一个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有很多利益,我占了这个灰色地带的利益我又没犯法,但是这个不符合我人格的要求,良知的标准。如果我们把这个标准再稍微提高一点,这个底线应该就是我们的良知。也就说,不符合良知的虽然没有犯法,但是它不符合良知的呼唤、良知的这种要求,也应该在你的生活中淘汰掉——我不去触犯法律的底线,我也不会去触犯我良知的底线。我的这个人生活在良知之上,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也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要求。

《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您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

对于一个时代的评价有很多标准。其中最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生存与发展的标准。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它这个经济发展和各个方面,还是保证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这表现在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时代。

但是从精神层面来说,我觉得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变好了,有更多的空间来追求这种精神性的东西了。也就是说以前有些事情我不得不做的,但是现在我可以选择不做了,这就是说道德的空间,社会为这个道德的、人格的和良知的生存环境的变化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现在重提家风、家训,您觉得这个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回归吗?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家风家训对于孩子从小的成长是一个好的规范。虽然生活条件非常好,但是在这个社会上,不能太任性的生活,这是家风家训给我们孩子一个原则、一个规范、一个榜样。

另外给社会,比如说腐败这个问题。比如现在很多男性当权者腐败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家属。给予了很多的压力,把当事人推到了一条不归路。廉洁就是最大的孝顺,廉洁就是对妻子最大的尊重,对孩子最大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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